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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健保卡去看病、拿藥是台灣人習以為常的事，而新政府上任後宣佈沒有繳交健保費而被鎖卡的人，從今都不會被鎖卡，就醫障礙進一步減低。許多人對於此舉不以為然，認為變相鼓勵不繳費的人。但是，健保卡的歷史是一個複雜的問題，而複雜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。

二零一一年，新北市一個積欠二十萬健保費的貧窮孕婦因為流產出血，死在租屋處；次年，健保局宣布為鼓勵生育，懷孕婦女即使欠繳保費，也不會被鎖卡，窮苦孕婦的就醫、產檢和分娩，得到保障。其實，政府當時用了鼓勵生育這個糟糕的理由，而不是基於醫學倫理和人道立場來推行這項正確且必要的措施。

在新政策實施以前，健保局已針對特定對象有不鎖卡政策，這些包括十八歲以下的人，已辦理分期繳積欠保費的人，或核定為經濟困難者，或符合社會局認定的受暴或單親家庭成員。

遺憾的是，不是所有醫院的門診、產房，醫師和護士對這些政策都清楚，因而設下的醫療障礙，不能說完全消聲匿跡。假如孕婦來自赤貧背景，醫護人員有必要去核驗、確定她們的悲慘狀況嗎？更何況醫院不能也不該拒絕病人就醫，醫學教育與醫學倫理講究的是做好事及不傷害原則。因此，醫護人員沒有必要為了健保卡政策，來替代官方做區別貧富的守門工作。

許多識者都指出健保偏頗的政策，已經驅使醫院和醫師大力發展自費項目，而健保署力有未逮，難以監督。現代人只要一進醫院，就開始接收許多似是而非，不完全是從醫療考量，而是以營利為目的，經由醫護來推銷林林總總項目，從所謂不傷胃的胃藥、手術防沾黏、達文西手術、體檢攝影到五花八門的癌症治療和營養品。

自從健保實施以來，台灣人繳納健保費的比例非常高，一直維持在近百分之九十九的水準，每年人民繳交的保費超過五千七百億元；而在經濟慘澹的狀況下，兩千三百多萬人口當中，被鎖卡的人只有四萬多人，累積欠費金額平均每年約四億元。我們必須老實誠懇的說，台灣人民的信用比政客還高，比政府用來防弊，因而設立的健保卡制度更有信用，人民應該感到驕傲。

一般咸認廢鎖卡政策不會影響健保財務，不過就是落實濟弱扶傾的健保精神；而這也是醫學倫理真義所在。近代倫理教育強調正義分配原則，對於如何使用有限、寶貴的醫療資源，大家心中都該有一支合乎倫理思辨的尺。

至於有能力繳費卻不繳的少數人，那是政府要了解處理的部分；人口總有健忘、貪便宜、反社會人格者的存在，政府不應該為防少數之弊，卻為多數設下昂貴的障礙，而健保卡的存在就是這種情形。

在貧富差距嚴重，薪水長期低迷，工時沒有改善的經濟失落年代，台灣人支持健保的力量還很堅定；而被鎖卡者稀，他們的醫療人權至今才有著落，可見政策制定者保守、防弊的心態，遠超過理智、倫理和人權的考量。

為了那張健保卡，它的存在、遺失、損害和核對，所花費在軟、硬體和公務人員月薪和退休金的支出，遠超過人民不得已情況下所欠的保費。因此，看病要拿健保卡，這種名存實亡的方法和制度需要深入檢視，乾脆就讓它消失吧！